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佛教在宗职人员对信众进行现实关怀的作用上缺乏认识是有历史原因。所以要摆脱这个习惯形成的历史包袱并非易事。为此，教内也实行一次思想解放似乎是首要之务。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向西方教会学习，把菩萨道的实施多管齐下。一方面是通过僧团的集体行为，如以寺院出面直接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医疗、济贫、赈灾、养老、助学等等。使得在社会群众的心目中，寺院不仅是个和尚修行与做法事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得到救助的慈善圣地。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些高僧或呼吁，或力行。如谛闲法师曾宣传道：“我佛慈悲救世之精神，首先着手进行拔苦与乐之事业。利生事广，固难详举。且如人民贫病之一种，为最可悯事，欲应救济之急，宜须设立医院，施药以疗治，令免病苦，即为救世拔苦之道。次则筹办平民学校，培植寒苦子弟，将来造就人材，辅助社会工作，斯亦为慈悲利济之事”。但一来此后时局屡屡变动剧烈，外部环境大大妨害如此愿望的实现；二来这种观点始终局限于少数僧侣精英，不是大多数僧侣的共同认识，因而直到现在，现实的拔苦与乐之事业也仍不普遍。
造成这种局面，或更具体地讲是妨害寺院履行新使命的，是佛教中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避免传统的习惯势力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僧团办寺院经济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得寺院兴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往往会以成本或赢利的角度来考虑。

如果通过办慈善事业来谋经济利益，那就不是在光大佛门，而是在摧垮释教了。二是往往难免沾上官气。僧团和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保持宗教神圣性的一个要点。虽然目前寺院兴办慈善事业少不了政府部门的允许支持，但与一些政府机构靠得太紧不仅会冲淡佛门慈善事业的崇高性，有些官员主张的所谓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更是弊端甚多，甚至会使佛教实施现实关怀的使命最终荡然无存。为避免这些习惯势力之影响，就对主事僧团的僧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不仅需要那些主事僧人有组织领导能力，还需要他有摆脱传统的见识和魄力。
就是如此的一些现实关怀也是由僧团的集体力量，即以寺院的名义来实施的，而不是一般僧侣的普遍个人主动行为。现代大陆的很多佛教僧侣，依然满足于前年以来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缺乏进取之心。少数寺院的住持是社会名人，他们有宗教地位，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常常出现在报刊或电视银幕上。但是在他们身上很少能体现上佛教对公众的现实关怀。因此他们在实质上只能算是宗教界头面人物，而不是真正的宗教领袖。作为宗教界头面人物，他们当然对信众有着一定的号召力，但在多宗教相处的现代开放社会里，如果对社会民众缺乏足够的现实关怀，就会使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与其它宗教相比难免相形见绌。
另一方面，对一般僧人而言，不管他在僧团中的地位如何，都要有面向民众的使命感，“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业，以护法利生”。长期以来，出于前文所说的原因，中国的僧众着眼于自身修行的比较多，与民众比较隔离，以“不喜杂交游，不好言世俗事”为高，在现实面前比较消极保守，所以社会上流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谚语，以为僧人状态的写照。不仅缺乏西方宗教神职人员的那种积极传教的态度，也失去了当年天竺高僧不辞千辛万苦，跋涉万里来华普渡众生的菩萨精神。假如不进行改变，寺院的吸引力就比不上教堂和清真寺，在宗教也面向全球化时，中国佛教在社会的影响力就会大大衰退。“十方翘首宗风振，第一功劳在树人”，宗教的品质体现在神职人员的素质，所以人间佛教实现的关键主要在于全体僧侣是否有关怀现实的使命感。只有大多数僧侣在社会民众面前，以个体行为表现出自己的爱心，才能充分体现佛教的现实关怀，很好地成为社会的道德源泉之一。
鉴于以上的认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间佛教”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致力于现实的“拔苦与乐之事业”。至于让“人间佛教”得以真正实现该怎样具体操作，愚见以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论是僧团还是僧侣个人都应该向当今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学习，师其长处并和自身原有优点结合，在开展佛教的现实关怀过程中，树立社会的一个道德制高点。如此，则使中国佛教必能连续慧灯，还能老树开出新花。
佛教不仅是中国传统宗教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中的优秀内容能否在新世纪重新得到发扬广大，不仅是教内的事，也是每一个中华文化传人的事；今天笔之，愿同道者携手精进，阿弥陀佛！（释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