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普济寺
普济寺，位于西宁南门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信徒捐资修建，供奉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本世纪20年代初，西宁印心寺住持将印心寺十八罗汉塑像迁于此寺。1958年关闭，1983年重新开放，有正殿一座，僧舍数间，住持源森。
西宁普济寺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花园南街67号
邮编： 810000
电话: 0971-82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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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寺 安抚远方飘逝的灵魂
贾文清
一
普济寺，坐落在西宁市南门外体育场门口，与著名的青唐城古城墙只有几步之遥。以前，这里是西宁市的南城门所在，南城墙就筑在这一条线上。现在，南城墙早被夷为平地，已开发成城市住宅区，起了个响亮到吓人的名字，叫国际村。我去拜访普济寺的时候，普济寺被国际村的高楼包围着，像一片飘落在地上的树叶，一不小心，就要被高楼的森林融化掉。我和普济寺的住持坐在花木葱茏的小院里，可是，外面建筑工地上高耸入云的井架和轰鸣的搅拌机，使我们无法平静地享受小院里的荫凉。终于，我提出了那个令我担心的问题：“普济寺该搬迁了吧？”没想到住持神色安详地告诉我：“不搬。国家重视保护古建筑，他们这一片的规划都是围绕着普济寺设计的。”我从心里长松了一口气，一个城市不管如何现代如何繁华，它总要守住它的历史。而古建筑，就是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一段段尘封的往事，都隐藏在这些无言的古建筑里。
如果说，角厮罗古城墙见证了青唐城的繁华。那么，普济寺则见证了明清时期西宁市的又一次繁华。那时候，山西、陕西的商人大量涌入西宁城，开创了西宁的又一次商业盛市。只不过，普济寺掠去了商业兴隆的面纱，看到了繁华背后山陕商人艰难曲折的经商路程。因为，它是厝放客死他乡的商人们棺木的地方。
二
这里有必要说说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历史上“晋人善商”。晋人为什么“善商”？据清朝乾隆年间的《太谷县志》上记载，说山西太谷县“土地瘠薄，民多而田少……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地瘠薄”，我们已从“农业学大寨”时那一圈圈开在山坡上的梯田中领略到了。把一生的汗水洒在那一块块贫瘠的土地里，却换不来足以果腹的粮食。怎么办？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于是，他们拉起骆驼，背起褡裢，驮载着货物也驮载着希望，驮载着汗水也驮载着艰辛，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自然资源丰富但商品奇缺的边远山区，用手里的商品换取口外的皮毛、药材、畜牧产品。这样，就形成了历史上的“晋商”，久而久之，这些商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山西遂成了“海内最富”。
当时的山西商人有多富，我们无法想象。直到现在，如果我们去过平遥古城，就能领略当时山西富商的气派。平遥古城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的第一家民办银行，开创了存、贷款业务和异地汇兑业务。从此，商人结束了携带着大量的银钱赶路而担惊受怕的日子。而在平遥古城的大街上，像“日升昌”这样的票号，是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所以，平遥被称为中国明清时期的“华尔街”。
如果说平遥古城是山西富商们的工作场所，那么，山西的祁县和太谷县，则是商人们的生存家园。著名的乔家大院就坐落在祁县。它是主人乔贵发当年只是“走西口”队伍中的一个青年农民，来到口外后，从当铺里的伙计干起，慢慢地开设了“复盛公”商号。而正是这个复盛公，奠定了一个城市的商业基础，这个城市因此而崛起。所以，在内蒙，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那么，他在家乡的宅院盖得不管有多么豪华多么气派都不为过。
三
山陕商人有如此雄厚的商业实力，他们不可能遗忘掉坐落在湟水谷地，民风淳朴的西宁城。西宁有雪白的羊毛，这种羊毛在所有的畜产品中出类拔萃，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为“西宁大白毛”，还有黑色的紫羔皮；西宁有名贵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果、大黄；西宁还有闪烁着奇丽色彩的民族工艺品，所有这些，都是世人眼中极其珍贵的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置办得起，用以炫耀家资的阔绰。
于是，精明的商人牵着骆驼，驮载着货物， 也带着他们的希望和风俗来到了西宁古城。在清朝乾隆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那一年，第一批山西商人走过了漫长的路途，来到了西宁古城。他们卸下驼背上的布匹、茶叶，换回西宁人手中的皮毛，药材，再长途贩运到外地。他们带来的商品使西宁人眼界大开，很快就销售一空。商人们发现了这一块经商的风水宝地，越来越多的山陕商人来到了西宁，他们在西宁开设铺面，建立商号，最早出现在西宁的商号是山西人开的“晋益龙”和“合盛裕”。这两家商号把苏杭的绸缎、天津的布料、安徽的文具、四川的竹编、江西的瓷器、湖南的茶叶、宁夏的大米以及陕西的干果和兰州的烟叶摆放在柜台里出售，使西宁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域外的商品，市民们争相购买，赞不绝口。
于是，商家又去组织更多的货源。这些货物需要长途贩运，西宁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过载行。就是专门替商人拉运货物 的脚户，自己也兼做客栈和转手的生意。人们给做这行生意的人家起了个名字，叫歇家。那时候，西宁城里最大的歇家有四家，他们是福盛店、庆泰店、洪顺店和义成店。
货物由过载行的脚户们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宁城，山西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了。他们四处搜集采购新鲜奇特的商品，拉到西宁城里出售。1933 年，一家山西商号从天津采购了一批水果糖，西宁人第一次见识了这种亮晶晶的糖果，有钱人家便争相购买，以尝了一块“洋糖儿”为荣。又有一家商号进了一批肥皂，市民们买来一试，洗出来的衣物又鲜又亮，和那种用猪的胰脏砸出来的肥皂简直有天壤之别，大为惊奇，称之为“洋碱”。据说，那会儿的阔太太小姐们以用洋碱为时尚，洗完衣服后，总要保留一点淡淡的肥皂味道。可是，也有的商品连商家都不知道做何用途，因而放在店里长期无人问津。也是三几年，西宁市的一家商号进了一批美国产的汽油。西宁人没见过这种有股怪味，还带点颜色的清水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问掌柜的，掌柜的也说不上。后来，过了一年多，有一个在外地做大生意的客商来到西宁，才知道，汽油是照明用的。掌柜的率先买了一盏汽灯挂在门口，人们发现，这个汽灯比家里的清油灯盏又高级出许多。于是，有钱人家纷纷购买汽灯，汽油又很快销售一空。
四
在山西商人开店铺设商号做生意的时候，从陕西（当然，别的省份也有，不过，总是这两个地方的商人居多）来的商人在资本上稍逊于山西商人。但他们大多有手艺，在西宁城里开设小作坊，前店后厂，加工出售自己的产品，也因此慢慢积累了资金，闯出了名气，和山西商人一样跻身于富商的行列。
第一个在西宁展示手艺的陕西人叫赵春庆，他于清朝同治八年，也就是1871年来西宁后，就在南山根底下修建了一座砖瓦窑，手工烧制青砖、青瓦。后来，他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到解放时，他的家族已拥有了八十多座砖窑，两台制砖机，两台压瓦机，基本上就是一座小型的砖瓦厂。
以前在西宁比较有名气的陕西商人还有：刘德才，他在玉井巷开设了“长盛德”炮坊，专门制作鞭炮，使西宁人在过年时第一次点燃了爆竹。杨喜娃，他有做鞍鞯的手艺。来西宁后，他改进工艺，专门用互助北山林场的桦木做鞍鞯，做出了风格独特的“西宁马鞍”，在市场上特别走俏。赵兴海，他会搓麻绳。当然，麻绳现在是用不着了，可在当年，麻绳是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用品。赵兴海做出来的麻绳结实耐用，在当时很有名气呢，人们纷纷购买，他也因此赚得了一份不菲的家业。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民国的时候，有一个小手艺人，人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姓王。西宁人把外地人一律叫“客娃”，就叫他王客娃。王客娃有一手做馒头的绝活，他蒸出来的馒头又糍又喧，像千层饼一样，可以层层剥开。而掰下一小块泡到碗里，又可以泡出来一大碗馒头，喧得像面包一样。他蒸馒头的时候不用手抟，用刀切下面剂子直接摆到笼屉里，人们就给他的馒头起了个专有名字，叫“王客娃刀把”。从此，西宁人把馒头又称作“刀把”，把城市里有工作轻松挣钱的人叫“吃刀把”。呵呵，题外话。
山陕商人大批涌入西宁城，必定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商号多了，其他行业也随之兴起，开饭馆的，开客栈的，钉马掌的，糊顶棚的，卖小吃零食的，还有钉碗补锅的……据说，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在西宁开大商铺的山陕商人就有五十多家，小摊贩小作坊不计其数，故此有“客娃满半城”之说。这么多“客娃”聚在一起，难免有许多事物纠纷。他们就想有一个组织，来出面安排调停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于是，成立了“旅青山陕同乡会”，并商议集资修建一座“山陕会馆”。对商人来说，钱不是问题。很快，资金筹措到位，在一位姓祁的木匠的带领下，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山陕会馆。现在，这座会馆还在，青砖粉墙，雕梁画栋，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与气派。只可惜，失于保护，被一个什么街道工厂占用。到了2006年，国家重视保护古文物，筹巨资重新整修了山陕会馆，会馆面貌焕然一新。其中有许多楹联匾额很值得一看，是我省著名的书法家们题写的，有李海观、方标、樊华、石映浩等人的墨宝。在会馆左侧的财神殿门口，有这样一幅对联：“只有几文钱你也要他也要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朝也拜暮也拜叫我如何。”即便这样，还有许多人在撅着屁股烧香磕头。
有了会馆，山陕商人的生意做得更加顺畅了。到了1911年，西宁市商会正式成立，推选大商号的经理担任会长。我统计了一下，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共有十四个大商号的经理担任会长，其中山西人就占了八位，还有一位连任两届。那会儿，山陕商人在西宁市场上几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最大的商号是一个叫陈子昌的山西人开的，叫“庆盛西”店，经营金银首饰、绸缎布匹、鞋帽百货。所有商品一律从北京老字号进货，因而保证了商品的质量。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卖的全部是品牌。当然，他们的消费对象也全是有钱人，穷人是进不起庆盛西的。
最大的食品店是山西人开的，叫个“恒聚成”店，卖茶叶糕点、干鲜调料，还卖西宁人从没见过的海鲜，他们还自己炮制腌菜，自己酿造调味品。据说，他们店里光是醋的酿造方法就有很多种，有“快醋”、“慢醋”之分。我小时候，我的外公从街上买回几条鳝鱼，不会杀，就拿斧头在院子里乱剁，弄得一院子血淋淋的到处都是蠕动的鳝鱼，我吓得躲在角落里放声大哭。外公就抱怨：“这个张世锡，把蛇板抓上了，也不教给个烧的办法。”张世锡是恒聚成的老板。其实那会儿已是七十年代了，张世锡早都不知作古多少年了，他的店铺也早已消失，可老百姓还记着他的名字，可见恒聚成店在西宁城中曾产生过多大的影响。
最大的饭店也是山西人开的，叫个“福义园”饭店，坐落在大新街，是个四合院，有房屋39间之多。大概也是属于高档酒楼一类，因为它从不接待零星散客，专门承包宴席。一桌饭资要银元二十块。我算了一下，以三十年代为例，那会儿一块银元就可以买面粉30斤，鸡蛋100个，清油8斤，大肉10斤。由此，可以算出这桌饭的规格档次了。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这座福义园酒楼是怎样的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夜夜笙歌，流光溢彩。古老的西宁城因这些外帮商人竟也有了几分富贵景象。
他们的总部“山陕会馆”更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刚开始还是商议事物，祭拜诸神的场所，后来，渐渐演变成了文化娱乐场所。唱戏的，杂耍的，以至后来演电影的，都在山陕会馆的戏台上演。会馆门口就有无数个卖香烟的，卖瓜子的，卖干板鱼的，蜡花豆的，拉洋片的，撂地摊卖大力丸的。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因而，那个时候西宁人骂闲得无聊之人时就说：“你没干头了隍庙里浪去，会馆门上转去。”
五
实际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的，却是前一阵子刚热播过的电视剧《闯关东》。山西并不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是因为“土地瘠薄”才跑出来做买卖的。也许，他们当年走的路，就和“闯关东”的路一样艰难曲折，充满艰辛。在那个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商人们怎样靠着肩扛手拉、骡马贩运一步一步走到西宁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只有一首歌印证了那个时代商人们艰难的历程：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上，
人马多来解忧愁。
这首“走西口”，把年轻商人们抛家舍业，长途跋涉的哀伤表达得淋漓尽致。即便这样，出来经商的人也不都是个个满载而归的。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隐藏着无数个失败者。在巨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陕商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有的人成功了，发了大财，而有的人却是血本无归，以失败而告终。有一些山陕商人，恕我隐去他们的名字。有一个人，他从小就没见过父亲的面，因为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跑出去做生意了。他听同村庄的人说，他的父亲走的是西北这一条线。他长大后，就出去寻找父亲。他到处寻问，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西宁街头碰到一个老人，他向老人打听父亲的情况，探寻之后，原来这个老人竟然就是他的父亲。还有一家父子三个人，父亲先跑出去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有回家，也没有音讯。哥哥长大后出去找父亲，这一找也没有了音讯，弟弟长大后又出去找，又找了三年，盘缠用完了，就靠乞讨为生。有一天，他口渴难耐，向一位卖菜的老农讨要一个萝卜。仔细一看，这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竟然就是他的哥哥，而他们的父亲，终是音信杳无……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我在想，在兄弟两个出去找父亲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也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妻子，在家里过的是怎样望眼欲穿、以泪洗面的日子啊。如果把“走西口”仅仅理解为年轻夫妻的离别之情，似乎有点太肤浅了。
这是做生意没有成功的例子。即使有些商人生意成功了，发了大财，可是商业竞争中的残酷，商场上的缁铢必较、尔虞我诈、互相倾扎，使这条艰难的经商之路实在充满了太多的凶险和酸楚。第十任商会会长高子龄，开着恒庆成商号，最红火时是山陕商人中的首富，统领着西宁城所有的大小商号。可是，由于商业变故加上政治原因，高子龄最后不得不煮上几个鸡蛋上街叫卖。因此，那个时候西宁城里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高会长卖鸡蛋——没法儿了”。
六
生意上的事情瞬息万变，让人无法说得清楚。这就想到了商人的回家之路，有的商人发了大财，当然是金银财宝满载而归，衣锦还乡了。也有的商人没发财，但也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还有的商人发财了，却很不幸，客死他乡。但没关系，他有钱，可以请过载行帮忙把亡灵送回家乡。最不幸的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满怀希望地从家乡走出来，加入到经商的队伍中，期望能赚回银钱改变生存状态。然而很不幸，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失败了。更为悲惨的是，他们不但没有赚回银钱，还因为疾病、因为灾荒，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也丢在了异地他乡。
由于有同乡会，有山陕会馆，他们的亡灵还不至于暴尸荒野。但同乡会捐赠的钱极其有限，只能买一口薄棺材，把灵柩寄放在寺庙里，待他的家人在方便的时候运回老家。刚开始，灵柩可以寄放在“山陕义院”里，可是亡故的商人多了，义院寄放不下。这样，普济寺就出现了。实际上普济寺并不寄放灵柩，在普济寺的旁边，有一座“寄骨寺”，棺木就厝放在这里。寄骨寺里供奉着专管尸骨的“骨魂”神像，令人望而生畏。
千里迢迢地跑出去做生意，却客死他乡，家人的悲痛自不待言。但人亡故了，一定要把尸骨运回老家去，落叶还要归根呢。有的人家等条件稍有好转或子女长大成人，就到西宁来转运亲人的灵柩。
那会儿转运灵柩一般不用车辆。亲人已经亡故了，再让他长途跋涉受尽颠簸之苦，于心不忍。于是，多数人家雇两头走骡，一前一后，中间绑上轻便结实的担架，俗称“架窝子”，由两头骡子驮着走。那时候的人迷信，不愿意把骡子雇给运送灵柩的人家。主人为了雇到走骡，就得多掏银钱，而且还要给骡子披红挂花，以辟邪趋吉。棺木抬起时，要在灵前燃放鞭炮，还要给赶骡子的脚户披红挂花。所以，当时的西宁城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热热闹闹的东大街，
冷冷清清的西大街，
揣揣摸摸的北大街，
吹吹打打的南大街。
其它三大街且不管它，南大街就是因为南山下有一片荒冢，人们出殡都要经过南城门，也因为搬运灵柩的山陕商人起脚前要举行个仪式。
那时候的路途相当难走，走进小峡口，就如同进了鬼门关，“地拔双崖起，天余一线青”。一条窄窄的羊肠小道，上面是突兀的石崖，下面是滔滔湟水河，那会儿的湟水比现在大多了，河水汹涌，响声雷动。脚户们战战兢兢地走在这条小道上，还得大声喊叫，让对面路过的客商停下来。否则，狭路相逢，谁也走不过去。
这些商人们经商的经历让人扼腕叹息，他们回家的路途竟也是这样的艰难。
一批灵柩运走了，又一批新的灵柩寄放在“寄骨寺”，每当它们起程时，就在普济寺披红挂花，燃放鞭炮。转运灵柩的亲人们流着感激的泪水和寺院的庙官们告别，感谢他们对亲人亡灵的照顾。普济寺，曾经安抚过那么多飘逝在远方的灵魂。后来，寄骨寺不再寄放亡灵，被拆了。普济寺还在，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默默诉说着曾经发生的故事。可是，它被巍峨的国际村包围了，谁还有耐心听这些诉说呢？然而，它依旧在默默地诉说着，毕竟，在它的前面，还有一片保留到至今的地名，叫山陕台。那是留给曾经的山陕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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