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所为何来？又何者为苦，何者为乐？自古汲今，这也像人性问题一样，是永远谈不完，也永远说不清，却又不能不说的问题。就拿吃来说，孔子早就指出，“食、色性也”，吃无疑是人生头等重要的大事，因为不吃就不能生存，作为人的一切也就统统地不存在了。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吃就变成了人生的目的。“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为“吃”的人生观古已有之，不止是食不果腹，终日饥肠辘辘，顾影自怜的小民如此，那些锦衣玉食，饫甘厌肥的达官显贵，纨绔弟子又何尝能够例外。但是，人若如此，与其他动物何异？可见吃只是人生存的最低层的需要，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古圣先贤，仁人志士，都把“吃”看成是维持生命的手段，所谓“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说的正是吃和活的辨证关系，甚至更进一步说明，吃作为人性中的重要部分，其本质是“欲”，欲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人的品性，直接关系到人的昭明本性能否实现，故有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辨，佛家五蕴盛苦以及破我执之说。他们都认为，吃只是人的生理需要，人应当还有远比吃高的多的目标，这就是儒家推崇宁可饿死的伯夷叔齐的道理，也是孟子舍生取义立论依据。不过，所有这些说法，似乎立论太高，并非所有人都能心悦诚服，甚至还会被扣上一顶封建余孽的帽子。古往今来，君不见，多少人以吃为乐，以能吃、会吃、花天酒地，巧取豪夺地吃为荣，但最终也逃不过像鸟一样为“食”而亡。

　　梁漱溟对此也有独抒性情的见解，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说法。他说：“吃饭是应酬自己，饮酒是应酬人家”，这句话乍看起来同佛家无关，其实是佛教破执、随缘、超然的观念在他的思想深层长期积淀而付诸世俗的生命哲理和肺腑之言，也是他的“欲念”文化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体现。

　　1947年重九，梁漱溟先生55岁诞辰，学生聚会为之庆贺。席间，一青年英语教师，虽非出自梁门，但出于尊敬，多次为梁老敬酒，梁先生皆欣然应答。于是，有人问曰：“先生能饮？”梁回答说：“平日绝不饮，但亦可应酬，多饮似不醉。吾尝谓：吃饭是应酬自己，饮酒是应酬人家。”“应酬”二字，集中表述了梁漱溟先生对饮食的独特见地。

　　梁漱溟先生显然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而苦其心志，决不贪逸的精神风貌，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以此为行为准则，故习惯于“吃苦耐劳，屏绝嗜好，食色都很淡泊”，熟悉他的人说他“生活简约一如持戒之僧人”。（胡应汉《记梁漱溟先生》）事实也是如此，梁先生终生茹素，亦不蓄发，黎明即起，上灯展卷，端坐俨然。饮食但解饥渴，衣服止求蔽体。换句话说，饮食、服装仅仅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生命的追求。正像梁启超在他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中说的那样，“难道天地间有衣服怕没人穿，有饭怕没人吃，偏要添汝一个人，帮着消耗不成？自古及今无量数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过专门帮助造化小儿吃饭，则人生岂复更有一毫意味？”

　　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不止是天性，实在是需要，因为不吃饭则无以生存，也就谈不上目的或终极追求。但是吃饭毕竟不是人生的目的，梁漱溟先生于此道实在没有太多的兴趣，当然也不愿花太多的时间。不乐于做却又不得不做，惟有应酬了。所以，在梁漱溟先生的心目中，饭还是要吃的，“应酬自己”而已。既然是应酬，也就不必刻意造作，不必珍馐美馔，果腹可矣。应酬二字，谴词择字，把梁漱溟先生的内心世界尽托纸上。梁氏终生茹素，恐怕也是“应酬”的作用。

　　“应酬”之说，显然与儒家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不同，无疑是佛教思想积淀的结果。佛教与道家相若，既视己身为累，又以世间万物为无差别相，与追求觉行圆满的最高境界相比，人身不过是一个“臭皮囊”，所以，不仅视外在的富贵荣华为过眼烟云，而且把个人肉体也视作破执的对象，因此不蓄财，不储谷，云游乞食，即使是住寺僧人，也不过三衣一钵，粗茶淡饭，过午不食，“吃”是对四大和合之身的应酬。素食不仅是基于众生平等的“不杀生”和“护生”的理念，实际上更重视的是简易，而使心不旁骛，以期减灭嗜欲。就如何对待自己而言，自然是少费心思，少花时间，少用财物，简便随缘而已。就是梁漱溟先生“应酬自己”的意思。

　　关于酒，那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的东西，甚至有酒文化之称。酒也是享乐的象征，所谓美酒香车，对酒当歌，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等，又使多少人留连忘返。佛家戒酒，一则以酒为“鸩”，能迷人性情，其实同简易的生活方式一样，目的还是在于避免物质享受的诱惑。梁漱溟虽然终生茹素，却不戒酒，看似与佛家不同，事实上“应酬”二字还是把他那超然淡泊而又随缘任运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

　　古罗马思想家塞尼加曾经说过：“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学家尤其推崇这个定义。事实确实如此，人是无法摆脱社会而遗世独立的，即便是佛教，虽然对世间怀着深刻的否定和批判，以超然出世为祈向，但最终还是不能不面对社会而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参与性质。所以，社会活动对任何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如此，便有灯红酒绿，杯斛交错，即使是朋友一二，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互通信息，也会围炉小酌，或者把酒临风。显而易见，在梁漱溟先生的眼里，酒虽非必须，但社会活动中少饮一二也无伤大雅，“应酬人家”便是。当然，他的应酬，决非没有原则，不当应酬的还是不应酬。据张中行回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主编一个佛学月刊，约请北大佛学专家撰写佛学论文，自然少不了梁漱溟先生。当时梁在重庆，回信表示拒绝接受，并且提到张东荪先生，说张聪明，可以胜任。张中行误以为梁另有所指，颇费思索，事后才从梁给某先生的复信中获知，他所以“不愿意参加什么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人云云”。张中行评价梁氏“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这里表现出的仍然是“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也就是不“应酬”了。

　　应当看到，梁漱溟先生的“应酬”之说是同他的意欲文化观是一致的，当然是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是以意欲为中心的，意欲的“路向”不同，也就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世界文化的差异，而有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还有意欲持重的东方文化，以及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之别。对于食和饮，或者大而言之对于个人需求，一般人都看得很重，无不苦心经营，孜孜以求，梁氏却取敷衍的“应酬”，显然是意欲向后的佛家态度，也就是破我执，绝嗜欲的佛教文化影响，淡泊欲念的表征。尽管他强调“要排斥印度的态度”，认为人类文化还没有发展到倡导佛家生活的阶段，否则将“把佛教弄到鄙劣糊涂为止”，但是，毫无疑问，佛教的人生观始终是他的生命哲学的基础，因此也就决定了他在个人需求方面的“应酬”态度。当然佛教哲学也是他的世界文化三路向、三期发展说的基础。

　　事实上，存理去欲不止是理学家的要求。制欲难，在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红尘浊水中保持淡泊尤其难上加难。古往今来，有多少原本清正廉明的腐败分子，并非不懂得“鸟为食亡”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利禄场中的诱惑，把个人的食、色、财要看得太重，也就摔得不轻。懂得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看似平常的“应酬”二字，却是梁漱溟先生的大彻大悟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