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法门寺内的真身宝塔在风雨中倒塌了一半，随着塔身的倾落，一批鲜为人知的佛经被发现了，这其中包括宋刻《毗卢藏》15卷和多达579卷的元刻《普宁藏》。应该说，这是我国文物考古史上的又一新的发现。笔者有幸在1984年初春赴法门寺，目睹了矗立在云端的半边倒塌的法门寺塔，并在陕西省图书馆内翻检了珍藏在馆内的《普宁藏》实物。法门寺发现的宋元版佛经，自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其情况基本上是清楚的。在这里，我不再重复已经被考证清楚了的内容，仅就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秘密经与《普宁藏》的续补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

　　大家知道，《普宁藏》是元代由佛教白云宗传人古山道安及其弟子募资在杭州南山大普宁寺刊刻的一部私版大藏经，是已知元代所刻大藏经中保存最多的一种。这部大藏经约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完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全藏自“天”帙《大般若经》至“感”帙《宗镜录》①。但是，《普宁藏》在刻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时地有所增补或进行补刻，《普宁藏》的刻经活动一直持续到元朝最后一代皇帝元惠宗时期。从元大德三年(1299)普宁寺僧如莹编制的《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此目录见《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中知道，《普宁藏》在“感”帙之后是“武”至“遵”帙计二十八号“秘密经”，并注云“另有目录”;“遵”帙之后还有“约”帙经籍七种。这些内容应该说是属于续补的范围。这些情况还说明，《普宁藏》在刻成之初就已有了续刊的计划。实际情况如何呢?从已发现的刻经题记中知道，在《普宁藏》刻成的至元二十六年(1289)以后，在大普宁寺内不断有续补《普宁藏》的刻经活动。试举几例：

　　元仁宗延祜四年(1317)，即《普宁藏》基本刻成的二十六年之后，大普宁寺比丘崇恩“谨发敬心，舍财刊景德传灯录第二卷补入大藏经印造流通②。”

　　同年，“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耆旧比丘崇福，谨发心施财入本寺经局，助刊传灯录世字第二卷③。”

　　泰定元年(1324)八月，“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伏承当寺比丘明月，发心施财入大藏经局刊传灯录第九卷至十卷④。”

　　元惠帝元统三年(1335)，大普宁寺住持僧明瑞，“将奉到普应国师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谨募檀信刊为经板计三函，入本寺印造毗卢大藏经院，用广流通⑤。”

　　很明显，以上这些在大普宁寺内的刻经活动，都是属于《普宁藏》的续刻或补刻。就“武”至“遵”帙的“秘密经”说亦是先有计划而在后来才逐步实现的续补《普宁藏》的刻经活动。然而，《普宁藏》续补“秘密经”却是与上述的续补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中，保存了“武”至“遵”帙“秘密经”及其他经籍共九种约30卷，它们在装帧形式及封面颜色方面，与其他法门寺所存《普宁藏》经卷完全一致，从表面情况看似乎是同一藏经的同一印本。但是，据法门寺存《普宁藏》《大般若经》卷411卷尾所附的印经题记知道，法门寺所存《普宁藏》是“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智弘辨大师讲经律论沙门望苑吉祥”专门为法门寺施资请印的，印经的时间是元大德元年(1297)。而“秘密经”的刊刻则是晚此十年以后的事。从“秘密经”保存的刻经题记中知道，“秘密经”的刊刻年代均在元大德十年和十一年间(1306—1307)，而印经的年代肯定更晚。很显然，法门寺所存《普宁藏》“秘密经”印本，与望苑吉祥为法门寺施印的《普宁藏》不是同一时期的同一印本，法门寺《普宁藏》秘密经部分是后来续补的，只不过在装帧上作了同样的加工而已。

　　法门寺所存“秘密经”《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密多理趣经》卷一末留下了仅有的两则刻经题记。其一云:“杭州路观音净性寺住持维宙谨发诚心，施中统钞三锭，命工刊雕大藏秘密经三卷。以斯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保扶色身轻利，法乐弘隆，进道修行，长叨佛荫者。大德十一年岁次丁未良月日，观音净性寺住持维宙题。”另一则题记很长，现摘录如下；“……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五台、关西、四川、江南、云南、高丽等处大藏教典，悉令圆满。……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谨题。”这两则题记指出：法门寺所存《普宁藏》秘密经是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于大德十年在“杭州路立局”所刊雕的秘密经的组成部分；管主八主持的这次刻经活动不是在大普宁寺内进行的，因此与《普宁藏》本身的续补不完全是一回事；管主八的题记还明确指出，这次秘密经的雕刊是为了“补足直北腹里、五台、关西、四川、江南、云南、高丽等处大藏教典，悉令圆满。”就是说，这次续补大藏经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普宁藏》，还包括全国相当范围内的其他版本的大藏经。正如我国已故台湾学者蔡运辰先生所说，《普宁藏》因与“秘密经”同时雕刻在杭州路，由于“近水楼台”的缘故⑥，所以《普宁藏》续补秘密经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法门寺秘密经的发现就是一个明证。同时，《普宁藏》续补秘密经还有其他证据。《碛砂藏》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整理影印之时，范成法师曾在山西晋城青莲寺“访得普宁藏可补缺者计一百三十一卷(该寺并有开宝藏三十八卷，隋唐写经二十九卷)，已由本会致电晋城卢伯雄县长，借沪摄印”⑦。据《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首册所录《影印宋碛砂藏经补页表》知道，影印《碛砂藏》中“武”至“遵”帙的秘密经及其他经籍就有用青莲寺所存《普宁藏》补页的记录，如《圣迦尼忿怒金刚童子菩萨成就仪轨经》卷下，《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卷4；《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卷七——卷十，《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八；《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卷下，《仁王般若陀罗尼释》；《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大乘集菩萨学论》以及《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大元至元辩伪录》等，都有用“晋城青莲寺”《普宁藏》补页的明文记载。这充分说明，除法门寺所存《普宁藏》外，至少还有青莲寺的《普宁藏》续补过“秘密经”。正如上面所述，《普宁藏》在至元二十六年已基本刻成，而管主八主持秘密经的刻造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后的元大德十年，其间早有印本行世。早于大德十年刷印的《普宁藏》印本，在大德十年以后许多并没有补印“秘密经”，这就是为什么现存国内外的部分《普宁藏》印本，如日本和太原崇善寺所收藏的《普宁藏》没有“武”至“遵”帙“秘密经”的原因。

　　现存《普宁藏》印本中保存后续的“秘密经”极为少见，所以法门寺的发现就显得十分珍贵。同时，法门寺现存《普宁藏》“武”帙后秘密经及其他经籍仅只30卷左右，比起管主八所刻“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仅只是一个残存的部分，据此了解管主八在杭州刊刻秘密经的全部情况是远远不够的。但是，稍晚于《普宁藏》，而在元至治年间(1322年前后)完工的《碛砂藏》则比较完整地保存了这部分“秘密经”，这就为我们搞清楚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碛砂藏》刻在江苏吴县(宋称平江府)陈湖中的碛砂延圣院，所见刻经题记的最早年代是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自是年至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的40年间刻经一直在陆续进行。此后，南宋将亡，人心惶惶，刻经事业被迫中止。元朝统一全国后的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刻经事业又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⑧。这一年，《碛砂藏》基本刻完，此后，碛砂延圣院虽然仍有刻经活动，但《碛砂藏》版已基本定型确为事实。正是在《碛砂藏》重新开刻期间的元大德十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参予其事。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刻经进展神速，一年间刻经近千卷。这件事，前引《普宁藏》秘密经管主八的题记已述及此事，从《碛砂藏》的刻经题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情况。在大德十年的一年间，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几乎刻完了在此前后很少涉及的三藏典籍中的律藏和论藏部分⑨。也就是在大德十年，管主八又主持了“秘密经”经板的雕造工作。这一雕板事与《碛砂藏》的雕造，显然不是一回事。但“秘密经”经板雕成之后，《碛砂藏》尚在继续雕刻之中，鉴于管主八与《碛砂藏》的关系，《碛砂藏》直接印补“秘密经”就成为很自然的事。这大概是现存《碛砂藏》“武”至“遵”帙完整地保存了管主八所刻“秘密经”的原因。

　　《碛砂藏》“武”至“遵”帙28号经籍中，保存下来的刊经题记及序文共26处。其中管主八本人的题记见于5处，释克己撰写的序文3处，其他施资者有“都劝缘功德王、荣禄大夫行宣政院使管卓星吉”、“前信州路僧录司知事鹿普斌”、“松江府兴圣寺比丘思贤”、“松江府东北坛庵比丘大祜”、“松江府兴圣寺住持比丘一知”、“平江路僧录周善祥”、“松江府上海县长人乡十六保居奉佛弟子韩礼”、“松江府兴圣寺比丘僧可以”、“松江府普照寺比丘永怡”、“松江府上海县长人乡十六保楮泾水东居奉佛弟子吴镕同妻周氏一娘”，“松江府在城东茶桥下岸居奉佛男善人封云济”、“杭州路普福寺僧师瑀”、“杭州路观音净性寺住持僧维宙”、“松江府西延恩报德律寺住持明兰”、“松江府天寿兴国禅寺住持中山道宝”、“杭州玉泉寺住持比丘文玉”、“前松江府提控汤之纯”等，刻经的时间均在元大德十年至十一年间。这26处题记和序文大体可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一)这次“秘密经”的雕刊是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的，其目的是为了补足天下藏经。关于这一点管主八的题记说得十分清楚。见于《碛砂藏》秘密经的管主八的题记，与见于法门寺《普宁藏》秘密经的题记略有不同，其全文如下；

　　“上师三宝加持之德。皇帝太子福廕之恩，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华严诸经忏、佛图等西蕃字三十余件经文外，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施中统钞式百锭及募缘雕刊，未及一年巳满千有余卷；再发心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施财叁百定，仍募缘于杭州路刊雕完备，续补天下藏经，悉令圆满。集于功德，回向西方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势至、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太子诸王福寿千春，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者。大德十年丙午腊八日，宣授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谨题”(管主八的几处题记也稍有不同，比如《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卷末的“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的题记，在“悉令圆满” 后有“新刊大华严经板八十一卷，印施人天”一句)。管主八的题记指出，这次“秘密经”的雕刊是在“杭州路刊雕完备”，与刻在“平 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的《碛砂藏》不是一回事，也与刻在“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 大藏经局”的《普宁藏》不同。

　　(二)这次“秘密经”的刻造，一定程度上说是管主八一家募资的私刊活动；所刻“密经”是一组独立于大藏经之外的经板；经板刻成后也一直是由管主八一家保存的私产。对此，《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卷七末的题记表述得十分清楚，其云：

　　“杭州路东北录事司安国坊太平巷居住奉佛管永兴大师辇真吃刺，发心将故父管僧录遗下秘密经板一部舍入平江路碛砂寺大藏经坊一处安顿，永远印造流通。……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奉佛管辇真吃刺谨施”。

　　从这则题记中知道，管主八在大德十一年主持刻成的“秘密经板”，自雕成之日直到56年之后的元惠宗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直是由他和他的后人保管着，并没有续入当时所刻任何大藏经经板之中；至正二十三年，管主八的儿子辇真吃刺将其作为其父的遗产而“舍入”碛砂大藏经坊“一处安顿”，以便印造流通。其他的施刻题记中，一般都将这组“秘密经”称作“秘密大藏经”，或“秘密经藏”，或“大藏秘密经”，这都表示了它是独立的一组经板的意思。

　　(三)管主八所刻秘密经板的底本是以“大都弘法寺”取来的。我个人认为，当时的所谓“大都弘法寺”的秘密经本，即元初经过两次校补过的《金藏》印本。从核对中知道，《碛砂藏》“武”至“遵”帙共收经籍28帙、91种、308卷，其中63种206卷见于现存《金藏》，而且全部是秘密经。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管主八“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四)管主八主持的这次“秘密大藏经”的刻造，其所刻经籍并不完全是秘密经。具体说；在91种308卷经籍中，有63种206卷秘密经是取自弘法寺所藏《金藏》印本；其他28种约102卷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元代新译经论和新编撰的经录或撰述，共10种33卷，他们分别是元代人岌合思巴、庆吉祥、祥迈、沙罗巴、智慧、释智、真智及王古等的译著或撰述，其中有著名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至元辨伪录》、《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等，很明显，这些经籍并不是秘密经。一类如唐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和陈真谛所译《大宗地玄文本论》二种28卷，一为小乘律典，一为大乘论典，也不是秘密经。还有一类，是不载于《金藏》的秘密经共16种41卷。这些经论著述是如何与弘法寺取来的秘密经本一起被刊入“秘密大藏经”中的呢?因资料所限，不能一一作出说明，但从部分经籍的题记中可得知一个大概的情况。

　　《彰所知论》卷下有释克己的一篇序文，其云；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玺篆赐玉，宠渥弥隆，其尊师重道，为万世帝王之彝典也。行宣政院同知廉公正奉夙承授记，深乐佛乘，一日以江浙总统沙罗巴大师所译彰所知论传之前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大师。师续雕大藏圣教，偶其时忻获至宝，锓梓随函，属余序其后，辞不获免，辄述教起之由……大元大德丙午十月既望，江西前吉州路官讲报恩寺讲经释克己序。”

　　《彰所知论》是被称作“大元帝师”的“岌合思巴”的著作，由沙罗巴译成汉语，并由“行宣政院同知廉公”传给管主八。当管主八在杭州续雕秘密经时，将其一同刊入。《彰所知论》不是弘法寺所存的秘密经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推测，其他非弘法寺《金藏》所录的秘密经，也可能是如同《彰所知论》那样，是通过其他途径收集来的，后被一一刊入秘密藏中。这是一种情况。

　　其二，如《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是元代沙门庆吉祥等奉元世祖之命，于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1289)在大都大兴教寺编定的一部大藏经目录⑩，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目录书。该书是怎样被刊入“秘密藏”中的呢?释克己为该书所撰写的序文讲得很清楚：

　　“惟我世祖薛禅皇帝，智极万善，道冠百王。皎慧日以镜空，扇慈风而被物。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华梵对辨，名题各标，陈诸代译经之先后，分大小乘教之品目。言简意密，文约义丰。旧梓方册，未类梵典。今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钦念天朝盛事，因循未彰，睿泽鸿恩报称何及，谨刊入大藏，节续随函……大德十年岁次丙午冬至日，江西吉州路前官讲报恩寺讲经论释克己序”⑾。

　　从题记中知道，《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编定之后，曾有过“方册”装的刻本行世。但在管主八看来，这种方册本，不符合佛书的装帧形式。为了使元世祖提倡佛教的“盛事”得以弘扬，他便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刊入了秘密“大藏”之中，使其与其他佛教经籍一样，以统一的形式流通。

　　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秘密经及其他经籍，并不是弘法《金藏》的内容，但它们可能收藏在弘法寺中，后被管主八一起从弘法寺取来刊入秘密藏中。如《圣妙吉祥真实名经》，这是元僧释智翻译的一部秘密经，显然不是《金藏》的内容。在这卷经的卷尾有管主八的题记，即特别提到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的题记，这表明，这卷经可能是收藏在弘法寺中。同样，元人王古所撰目录类经籍《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九之末也有同样的管主八的题记，说明这部经籍也可能是弘法寺的收藏物。它们均在大德十年被管主八刊入秘密经中。《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首也有一篇释克己所撰写的序文，其云：

　　“……法宝标目者，清源居士王古所志也。公读经该贯，演义深玄，举教纲而目张，览智镜而神会。故兹集要，略尽教条，溥为来机，豁开宝藏。流传既久，贝芨未收，眼目所存，诚为欠事，即有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续集秘密经文，刊园藏典，谓此标目，该括详明，谨录藏中，随御披阅。俾已通教理者，睹智灯而合照心之解，未阅圣言者，掬法流而操惑业之垢一览之余。全藏义海，瞭然于心目之间矣。……大德丙午子月既望，江西吉州路报恩寺讲经释克己序。”

　　释克己的这篇序文，与他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所作的序文所反映的情况大体相仿。《大藏圣教法宝标目》“该括详明”，对了解大藏经的内容很有价值，但问世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佛教大藏经没有收录这部典籍。这在管主八和克己看来是十分遗憾的事，于是借“续集秘密经文”的机会，将其刊入藏中。

　　以上几点就是管主八大德十年至十一年间雕刊“秘密经”的大概情况。

　　通过上面的论述，大体可形成这样几点结论：

　　(一)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秘密经”是后续的，它们与法门寺所存《普宁藏》的多数印本不是同一藏经在同一时期印造的同一印本。

　　(二)《普宁藏》在刻成之初就有续补的计划，续补“秘密经”也是计划中的事。但这一《普宁藏》“秘密经”的续刊与《普宁藏》本身不完全是一回事。它是与管主八在大德十年在杭州路“立局”而进行的“秘密大藏经”的雕刊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次秘密经的雕刊，其目的是为了“续补天下藏经”。《普宁藏》因“近水楼台”也得以印补“秘密经”，法门寺的发现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管主八雕刊的“秘密经”经板，是一组独立于藏外的经板，并不是当时某种大藏经的固定内容，但与《普宁藏》和《碛砂藏》关系甚密。

　　(四)管主八主持的这次“秘密经”的雕刊，其所刻经籍并不完全是“秘密经”。其底本来源主要是大都弘法寺所存《金藏》中的秘密经印本，但同时还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并不是“秘密经”的翻译经论及著述。因此，所谓“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的提法虽然基本上符合实际，但并不十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