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死亡学的重要课题。对这一问题，东西方多家宗教、哲学，都早已作出过明确解答，主张各有不同。死亡学应从科学角度，对各种解答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当然，如何对待死亡，大概终究是个宗教、哲学问题。

　　东西方诸家哲学宗教对待死亡的态度虽有不同，但出于人求生之本能，力图以自认为有效的方式抗拒死亡、解除死亡焦虑的实质，并无二致。其用以对付死亡的策略，大略有达观主义、信仰主义二途。

　　达观主义的死亡观，多认为人必有一死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人应正视此现实，无须畏惧死，无须白费力气去考虑死的问题，应把全部的注意力凝集于现实人生价值的创造。中国儒、道两家的死亡观，即属此类。儒家从理性实用主义出发看待死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名言，集中表达出儒家对待死亡的根本态度。死，在儒家看来是不足为虑的，为人应考虑的是如何正确生活，求道求仁，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以垂范千秋的精神不朽战胜死亡。这种死亡观至今尚为很多人所认同。西哲伊壁鸠鲁、斯宾诺莎等的死亡观颇近儒家，伊壁鸠鲁认为死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去考虑，斯宾诺莎说：

　　一个自由的人很少考虑死，他的英明就在于不考虑死而考虑生。

　　道家庄子则从自然主义出发，对生死作了更深刻的洞察，主张“齐一生死”，将个人生命融入自然中，做到“生而不悦，死而不祸”，以保全性命之真为人生价值所在。

　　达观主义死亡观虽然可支持一些哲人智士在死亡面前表现出超然洒脱的态度，但骨子里仍透出一种于死亡现实无可奈何、退而求其次的悲哀。儒家虽不患死而“哀死”，正是无力改变死亡悲剧的失败情绪的流露。庄子的齐一生死，则以“与道为一”而获永恒的自在为追求，实有信仰主义的成分，即使如此，当庄子反思人生价值时，也不能不对人们“其形化，其心与之然”的死亡下场表示“大哀”。至于多数芸芸众生所抱达观主义的死亡观和只着眼现在、不考虑死的人生态度，往往流于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成为孳生许多丑恶现象的渊薮和作恶者的精神支柱，何况它仍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死亡焦虑。

　　信仰主义死亡观，多由虔信某种宗教之说，获得战胜死亡的精神安慰。如信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神教者，相信肉体虽死而灵魂不死，只要按神明降谕的法则生活、忏罪，死后便会蒙受神恩，灵魂永生于天国享“永恒净福”。道教徒则相信通过修炼可达长生不死或阳神永生于天界、仙境。很多中国人起码相信死后会去做鬼，不是一死永灭。

　　宗教的来世幸福、永生不死之说，对宗教信仰者来说，的确提供了一种足以使他们摆脱死亡焦虑的解毒剂，其实际功用为叔本华、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所肯定。心理学大师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一文中说：

　　在一位心理治疗的医生看来，……相信宗教的来生之说是最合乎心理卫生的。当我住在我知道两个星期后就会倒塌的房子里面时，我的一切重要的生理机能都会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而遭到破坏。可是，相反地，如果我自己觉得很安全，我便能很正常、很舒适地住在里面。因此，从心理疗法的观点来讲，人最好还是把死亡只看做是个过渡而已，只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它的范围的持久性超出了我们的认识领域。

　　当然，宗教永生的信仰，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对越来越多的不信仰宗教者丝毫起不到安慰作用；神教教义经不起近代理性的考核，死后是否真的永生，难以证实，在逻辑上反而容易证伪，而且，将永生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神的恩赐，寄托于来世，未免过于消极，有“精神鸦片”之嫌。至于道教追求的长生不死，因乏成功例证，更难令多数人相信。

　　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其死亡观从表面看亦属信仰主义一类，当然也就具有其它宗教永生信仰的解毒作用。若进一步深入考察，可发现佛教死亡观独具特色，兼有达观主义、信仰主义死亡观之长，又可免二者之弊。佛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大略有三个层次：

　　在诸家学说中，佛家以大谈死亡而著称。佛教教义纲宗“四圣谛”之首“苦圣谛”，即揭示死为人生最深重的痛苦，对死苦多所描述。如说人“独生独死，独去独来”`，[1]生时死时都是极其孤独凄惶的。死时身心分离，其痛如“生龟脱壳”；死时永诀人世，永离所爱，永离人世诸般幸福，所爱的东西一样也带不走，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不仅自己哀痛，其亲人眷属也都悲戚哀伤，如《佛说无常经》的一首偈子所述：

　　父母及妻子，兄弟并眷属，目观生死隔，云何不愁叹!

　　《无量寿经》描述人死别时，“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恋，忧爱结缚，无有解时。”

　　佛家如此力揭死苦，旨在教人直面死亡现实，从终极价值的角度冷静反思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把对死亡的本能性畏惧转为理性的畏惧，由畏惧而激发战胜死亡的强大意志。这与被死亡学所赞同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先行到死”以超越存在的态度颇为相通。海德格尔说：

　　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来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按此，则佛教无疑当得起以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指死亡与死后）之冠军，当然也就最有可能真正掌握改善人类前途、超越死亡的关键了。中国佛教徒常言：“人生之腊月三十日，应及早备办。”这种态度较之不考虑死，显然要聪明、积极。若连死亡的可悲现实都不敢承认，不敢正视，故作掩饰，或从实用主义出发而不予考虑，强作达观，则何以作出超越死亡的努力？按佛学和存在主义的立场，“未知生，焉知死？”应反转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不知、不以智慧审视死亡现实及死亡真相，人生意义何以确定？生命谜底何从揭破！

　　这是佛家对待死亡的根本立场。在佛家看来，战胜死亡、获得永恒的幸福安乐——涅槃，是人生应有的目标、最高的价值。佛书常言：“生死事大”，不解决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与畜生同死，自投黑暗”（《中阿含·箭喻经》），无异于“人身牛”，是枉度了此生。佛家自信：人有战胜死亡、证得涅槃的能力和智慧，“众生皆有佛性”，“自心宝藏一切具足”，就看善不善于挖掘、开发。超越生死，无须仰赖神明恩赐，全靠自己，要在用理性如实观察宇宙人生的真实，调摄自心令与真实相应。佛陀和无数佛门弟子已通过修行实践，开辟了超生脱死的大道，只要肯依其成功经验修行，人人都可或快或慢地战胜死亡，臻于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

　　从佛法看来，了死、超越死亡的关键，在于“了生”——参透现实人生的真相，过好此生。因为死从生而有，生为死之本，也是超越死亡之本。战胜死亡，全凭此身，“人身难得”，至为宝贵，须珍重爱惜，万勿虚度浪掷，应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尤其是应趋向、创造超越死亡、证得涅槃的终极价值。从四谛、十二因缘到禅宗、密法，都以如实观照人生现实为佛法核心内容，以如实认识自心为了生死的诀要，落实于具体操作技术，则是如实观照现前一念，照破其从缘而生，空无自性，生无所从，去无所至，本无实体出生（“无生”），无生则无灭，无生无灭则本来涅槃。“佛唱无生”，成为人们对佛教生死观的概括。涅槃就在世间，是世间、人生“无生”的本面，不在遥遥彼岸，不在天国仙岛，不在他生后世，只有从如实现察现实人生去体悟，从如法修行中去实现。《杂阿含经》记载，婆罗门教徒声言他们为追求死后往生天国永享快乐而刻苦修行，佛弟子则称他们所追求的快乐为“非时乐”（死后快乐），佛教徒则为“现法乐”（现前享受快乐）而修行，且已得到现法乐。所谓修行，终归是以智慧为导，过好此生。首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过好物质的、伦理的生活，做个好人，获得今生现世的安乐乃至后世的安乐；再上则修定修慧，净化自心，断诸烦恼，以期即生超出生死。最上者行大乘道，发尽度众生皆趋涅槃的宏愿，在社会生活中修六度四摄，赤诚奉献，在“利乐众生、庄严国土”的不懈活动中，趋向超出生死而又不独享安乐的“无住涅槃”。近代太虚大师等称此为发达人生为本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实际乃佛教一贯的主旨。

　　从佛教教义及修行实践看，佛家虽然从重视死亡、畏惧死亡出发，而落脚点终在现实人生的价值创造、潜能开发，与其说其重死，无宁说其重生。死亡的悲剧，在佛家成了战胜死亡的能源，用佛法的慧眼观来倒成了值得庆幸的事。一个行大乘菩萨道的人，既然参透无生之本面，体悟到永远不死的法身，全身心浸润在普渡众生、利乐众生的无尽悲愿和忘我奉献中，就不会汲汲于考虑肉体的死亡，也甘愿无数次再来人间受死，出入生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种游戏，何有畏惧焦虑之可言！

　　纵使不能臻此境地，只要认同佛家之说，在自心田中播下了菩提种子，多少修学佛法，有了做人的主心骨，有了终将超越死亡的信心，即便是只相信六道轮回，其死亡焦虑也会大大减轻，其人生也会过得较有意义，较为道德，起码不至于像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者那样放肆作恶。从死亡学的角度看，佛家这种正视死亡、立足人生，以现前获得超越生死的真凭实据为旨的死亡观，无疑胜过诸家，值得开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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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佛说无量寿经》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