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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发现佛足迹图像碑 具唐代造像特征(图)

发布时间:2023-08-29 08:28:01作者:大悲讲解
龙门石窟发现佛足迹图像碑 具唐代造像特征(图)

近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人员在东山擂鼓台辨认出佛足迹图像碑。该碑被砌于擂鼓台南洞后世补砌的护墙南角底部,支撑其上墙体。二十世纪早期日本学者关野贞等考察龙门石窟时,南洞外接建有一面坡房屋一间,疑被覆压于南墙下,其考察著作中均未提及此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洞窟保护工程曾特意以水泥筑顶,保护此碑。

擂鼓台佛足迹碑东面和南、北面,东半砌于护墙内,其出露部分显示,该碑由碑身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材质一致,均为石灰岩,通体泛红。下部底座为长方体,高63厘米,宽73厘米,厚度暂不详,出露者36厘米,通体打磨光滑。上部碑身顶端残,形制不详,残存部分作长方体,残高83厘米,宽59厘米,厚度暂不详,出露者33厘米(图一)。碑身出露诸面均以阴线刻出佛足迹图像。

此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可能早到唐代;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三是图像内容较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四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未见于它处。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

1. 西面:表面多有风化漫漶。下距碑底13厘米处对称刻脚趾向上的佛足迹两个,足间距5厘米。佛足迹前宽后窄,内侧足缘线条僵直,外侧足缘线条略有弧度。趾尖以上残毁不存,足迹残长58厘米,前掌最宽处24厘米。小趾不存,余存椭圆形脚趾根部,表面平素无饰。趾下有上弧的弧线一道横贯前掌。前掌正中刻一直径15厘米的千辐轮,轮毂及轮圈均以三道同心圆表示,其间刻放射状的辐条约36根,辐条占轮面积比例较大。足迹下半刻一高20厘米的三宝标,三宝标下半为直径11厘米千辐轮,刻于足跟中央,其下沿距足跟甚近,形同前掌者;其上三股叉状物仅存小部线条。除此之外,佛足迹上别无其他装饰痕迹。二足间近足跟处平行刻下弧线两条,足跟下有帛带外伸,沿碑面边缘自下而上飘扬。该面底部两角各刻一盘坐的人物形象,头顶大致与足跟水平,上身漫漶不清,北侧者左臂屈肘,手置胸前,身下敷四缘贴作宽带状的坐具(图二)。

2. 南面:保存状况最好,足迹线条清晰。露左足,形同西面佛足迹,惟前掌千辐轮外加饰心形卷草纹一周。三宝标上半三股叉状物由两个双线“U”形横向并列构成,其下 “人”字形排列圆环一道,三宝标尖部各饰卷草。足外缘饰以半圆内的花形。(图三,本幅照片由李心坚拍摄)右足仅露内缘线条,双足间近足跟部平行刻下弧线两条,其下刻一立于方台上的人物形象,对应的碑面底部外角刻一面内奔走状的僧人形象,因被砌护,雕刻细节暂难辨识,可窥小腿赤裸,跣足,背负长物,上身前垂条布。

3. 北面:风化最为严重,图像漫漶几不可识,可辨足迹图像略高于西面者,底端外侧亦刻一下敷坐具的坐姿人物形象。

碑之东面砌于护墙内,其上亦刻佛足迹图,抑或刊刻碑记,暂不得知。从南面雕刻内容看,应为双足,如此则碑身厚度应在66厘米左右,碑座厚度应在72厘米左右。

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出露各面均无文字题刻显示其年代,但西、南面底端的人物形象,具有唐代造像特征。其图像布局方面,千辐轮刻于前掌中心,不同于目前所见明清时期佛足迹图像中刻于整个脚掌中心的形式。因此,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似为唐代之物,其下限应不晚于宋代。

作为佛教圣迹之一“佛足迹”源自印度,《法显传》《洛阳伽蓝记》《释迦方志》《大唐西域记》《法苑珠林》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藉中多有关于印度佛迹石的记述,且有“斋日放光”“轮相发光”“放光照寺”“凿已还平,文采如故”等灵异。东晋鸠摩罗什译《佛迹现千辐轮相经》,突出了《杂阿含经》中相关内容。《续高僧传》有隋时 “于咸阳造佛迹寺”的记载。关于中国的佛迹图像,一般认为唐初由玄奘、王玄策自印度带回,约当其时的《广弘明集》中有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循州东北兴宁县灵龛寺北石上和简州三学山寺“佛迹”的记载。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亦题有“观佛迹寺”诗。目前所见陕西宜君玉华寺、四川眉山法宝寺、陕西耀县、重庆大足、陕西西安卧龙寺、河南巩义慈云寺和登封少林寺、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等佛足迹图像资料,最早者为唐代遗物;日本奈良药师寺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值唐天宝十二年)佛足迹石明确其粉本为“大唐国”传入的王玄策本。但南朝梁简文“谢勅苦行像并佛迹等启”中有“舍人顾疌奉宣勅旨,以金铜苦行佛并佛迹、供养具等赉使供养……千辐足轮德圆万善” 的记载,显示当时似已有供养佛足迹图像之举。

武周革命,多构祥瑞,因成州现佛迹而改年号“大足”,无疑对佛足迹的崇拜和相关图像的刻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宝刻丛编》卷二即有长安二年(702年)阎朝隐、范元哲分别撰写的京兆“司刑寺佛迹碑铭”的记载,反映当时这一图像的流行。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或是在这一背景下雕造的。

责任编辑:商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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