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 下
禅学,像所有活泼的传统一样,它们的起源,都是充满了许多神话和传奇,因此禅的开展,也自然和释迦牟尼佛发生了关系。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不发一语,这时听众们面面相睹,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的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的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实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因此禅便在一朵花和一个微笑之间诞生了。你也许以为这故事太美了,可能不是真的;而我却认为正因为它太美了,不可能是假的。禅的生命并不依靠历史的事实。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已把握住禅的精神——因花微笑,由笑花开。
迦叶,据说是印度禅的初祖,在他以后传了二十七代,至达摩是第二十八祖,也是印度禅的最后一祖。自达摩来到中国后,便成了中国禅的初祖。所以达摩在禅宗史上,可说是沟通中印思想的一座桥梁。
印度禅的这二十八祖的法统据考证是后人捏造的(译才按,胡适博士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曾有考证),在梵文中也没有印度禅宗法统的记载。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梵文“禅那”的音译变来的,但其间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禅?”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是指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而“禅”以中国祖师所了解的,那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他们一再的提醒学生,冥想和思索,都会失去了禅的精神。
胡适博士曾发挥说:
“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的一种革命。”
也许这不是一种有目的的革命,而是自然的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则于“禅那”却是事实。铃木大拙博士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
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救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以笔者的看法,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否则单靠老庄等道家思想的复兴,实不足以构成禅宗那种生龙活虎般的精神。不过说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在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汤姆士默灯(Thomas Merton)先生曾极有见地的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庄子的根本精神是禅的核心。唯一的不同,是庄子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悟力中,而禅则发展为一种导致开悟的训练;这种训练也是今天日本禅的特殊贡献。
因此懂得庄子心斋,坐忘,朝彻的境界后,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禅的本质,下面笔才将分别予以说明。
①心斋: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一身的功夫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②坐忘:
“坐忘”两字的原意,莱济(Legge)翻为“我坐着而忘了一切”,伽尔斯(Ciles)和林语堂翻为“我坐着而忘了自己”,冯友兰翻为“忘了一切”,铃木大拙翻为“心忘”,我认为这个“坐”字不应从字面上去体味,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不仅要坐着才能忘,而是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忘。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
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③朝彻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
落千丈 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的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上面,笔者之所以冗长的引证了庄子的这三段文字,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的种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此外,庄子“真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禅师,最显著的是临济义玄,和他开展出来的临济宗都以真人为最高境界。庄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强调存在先于知,这也是禅的一大特色——先存在而后能知。禅的思想正好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相反,而是“我在故我思。”
最近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有一位墨芬蒂(William.C.Mcfadden)教授,曾召集了一个为期三日的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目前大学青年紧张心理的因素,他在“是什么使他们烦恼”一文中简述会议的经过说:
“当一切可能的紧张因素都列举出来后,一位学生说:“这些原因统统是,又统统都不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加的原因”。另一位附和说:“我也觉得有那么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使我烦恼”?又有一位说:“这个令人烦恼的东西,好像是虚空无物的,但是如何才能描写这个虚空呢”?还有些认为是缺少嗔,或美所致。但这些看法都立刻被否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恍恍惚惚,不可名状,最后有一位口若悬河的学生作了如下的结论,他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总觉得欠缺空间,使我们透不过气来””。
墨教授接着发挥说:
“人类心灵的不安由来已,他们寻求绝对,寻求不朽,寻求永恒,寻求无限。但事实上这个绝对既然是无限的,那么一定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界限的,是一种类似虚空无物的东西。这个无限如果可以界限的话,那就不再是无限了。
这位作者并没有想到禅和道家。但他却揭出了一个极为生动的看法,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禅和道家是如此的吸引了西方青年,他们希望从禅和道家中去寻求那个使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已厌倦那些既定的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条。传统的禅学对他们来说,好像几何学一样,只强调那些可以传达的,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传达的。这个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禅和道家探讨的天地。禅和道家并不是真能传达那个不能传达的东西,而是他们有方法把它引托出来,使我们的心境开阔,有更多呼吸的空间。
中国精神的最大特色,不是喜作有系统的观念说明,我们最动人的诗,就是那些“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绝句,能够用字,声色所表现的,都不是最真实的。中国精神是超越了字,声、色之上,它是借字以写无限,借声以说无响,借色以明无形,也就是借物质以烘托精神。
斯曲兰催(Lytton Strachey)读了伽尔斯所翻的中国诗后,曾比较希腊和中国诗的差别说:“希腊的艺术,在文字方面的造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它永远的寻求最好的表现,在希腊诗集中最精彩的抒情诗,实质上都是格言式的,这和中国的抒情诗大不相同。中国诗不是格言式的,它要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不是终结的,而是无穷境界的开端。它完全是呈现在一种不可思议,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气氛中。”
譬如李白的那首五言绝句: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斯曲兰催会评赞这首诗说:
“突然的,帘子卷起来了,一刹那间,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图画。使我们的心灵化作一只游艇,在不可思议的,愈流愈广的想像之河上飘荡。这一类的诗,富于写意,但并不是一个摄影式的记录,而是对于切身体会到的经验,用微妙的笔触表达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诗画和生活艺术的风格,这也就是禅的风格,在这方面,禅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象徵。
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由于东方人都反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因此禅的那种两难的论法对西方人的吸引力远胜过东方人,事实上,今天禅的精神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人性本是一致的,是超越了东西方的;而且唯有超越东西,才能综合东西,假如我要作个预言的话,我将说这种综合必先成熟于西方,然后再散布到全世界。
东方人最好记得爱伦维物(Alan Watts)所说:作为禅学源头的庄子哲学是和现代人的境遇息息相关的。维特认为庄子和恰定(Teilhardde Chardin)在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看法比起牛顿把宇宙看成像弹子球撞击那样的机械化,显然是更近于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应认为清禅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和节奏的,它的疯狂中自有法则,默灯说得好:
“在某些西方人圈子里所流行的禅只是适合于精神上的混乱而已。它表现了他们对习俗,伦理,和宗教的一种不可理解的不满。它象徵了他们在机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复自性的迫切需要。但是由于只恢复意识经验,使西方的禅学带有道德放任的色彩,而忽略了中国和日本禅宗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肃的传统。庄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易被今天一般人误作放诞不羁,其实庄子早就强调不要劝别人去做他们自己所不知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庄子对儒家的批评是怀疑的,也是很实际的。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宗教的,玄秘的,是追求一种绝对圆满的境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描绘出禅的真面目。本书之所以只写唐代的大禅师,乃是因为由于他们的真知彻悟,和特出的个性才创造了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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